哎哟喂，我这脑壳子疼得像是被驴踢过似的。一睁眼，好家伙，雕花木床、青砖地面，墙头上还挂着幅“亲爱精诚”的书法。勤务兵端着铜盆进来，张口就是：“校长，今日升旗礼，政治部的周主任已在操场候着了。”我脑子里轰隆一声，两辈子的记忆像走马灯似的转——昨天我还是个熬夜写军工史论文的倒霉博士，今天就成了这黄埔军校的当家人！

头回摸清自家身份时，我正对着花名册上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发怵。重生之我成了黄埔军校校长这事儿，搁谁身上都得懵三天。可痛点也摆在那儿：历史上多少热血青年，因为战术教条、派系掣肘，最终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。我攥着那份泛黄的课程表，手心全是汗——这哪儿是花名册，这分明是半部近代史的血肉长城啊。

升旗台前猎猎作响的青天白日旗，看得我眼眶发酸。底下站着乌泱泱第四期学生，里头有多少面孔，在我那本翻烂了的《北伐阵亡将士名录》里见过照片？队列里有个浓眉大眼的青年，正用广东话和同伴嘀咕：“呢个新校长睇起身好后生，唔知识唔识打硬仗？”我心头一紧，想起档案里他牺牲在龙潭战役的记载。

“诸位同志！”我这开口第一嗓子，竟带了些关外口音，许是原主东北讲武堂的底子，“从今天起，咱们的沙盘作业，不止推演如何进攻，更要琢磨怎样让弟兄们全须全尾地回家！”队伍静了一瞬，旋即爆出震天响的掌声。我晓得，这话戳中了他们最深的念想——谁不是娘生爹养的？可这世道，偏叫读书人扛起了枪杆子。

第二次意识到重生之我成了黄埔军校校长的分量，是在兵器实操课上。看着学生们笨拙地摆弄那些老套筒、汉阳造，我脑海里突然闪过后来抗战时期的装备困境。当天下午，我就把军械科长拽到仓库，指着那几挺压箱底的马克沁重机枪：“藏这儿孵蛋呢？全部拉到训练场！再打报告给兵工署，就说我说的，仿造比利时FN1906轻机枪的图纸，三个月内必须到手！”科长张着嘴想说什么，我一摆手：“弹药消耗我批双倍！打仗不是请客吃饭，子弹喂出来的枪法，比学堂里空讲一百遍都有用！”

最挠头的还是那些看不见的线。政治部的周主任常来喝茶，总绕不开“革命信仰”与“军事技术”孰轻孰重。有天我实在没忍住，撂下茶杯推心置腹：“我的周老弟啊，理想是灯塔，这没错。可你让战士们游过海去够灯塔，总得先教他们凫水不是？枪打不准、地看不懂，光有一腔热血，那是送去给敌人当活靶子哟！”这话说得直白，却让之后的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找到了微妙的平衡。学生们私下传：“咱们校长是个实在人，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。”

记得是个梅雨天，我批改《战术想定作业》，翻到一份关于“山地迂回与后勤保障协同”的论述，眼光毒辣、想法新奇。一看署名——林彪。笔尖在纸上顿了许久，最终只落下八字评语：“慎思笃行，厚积薄发。”历史的洪流自有其轨迹，我能做的，或许只是在那些必将闪耀的名字里，多注入一分对生命的敬畏，对大局的清醒。

那年深秋的野外演习，我站在白云山的高处，看着年轻的学员们如溪流般在丘陵间展开战术队形。夕阳把他们的身影拉得很长，像极了这个民族不屈的脊梁。风里传来他们铿锵的口号声，我忽然觉得，重生之我成了黄埔军校校长，最大的意义或许不在于改变哪场战役的结局，而是让这些注定要燃烧的星辰，在陨落前能燃烧得更明亮、更久长一些。他们未来要走的路布满荆棘，但至少从黄埔出发时，他们的背囊里，除了主义与理想，还多了几分活下去的手艺，和一份对同袍生命的珍重。

恍惚间又想起初来那日，升旗台下的窃窃私语。如今走在校场，常听到各地土话混着笑声：“校长今日又骂人哩，说咱挖壕沟像蚯蚓找婆娘！”“但他教的那手土工作业遮蔽法，真管用！”听着这些，我抹了把脸，不知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。这担子重得压肩，可既然来了，总得让星火燎原时，少几分不必要的灼痛罢。路还长，且走着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