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陈头常说，咱这地界儿，是地图上都得拿放大镜寻的犄角旮旯。李怀安刚来时，觉着自个儿就是颗被漫不经心弹落在这儿的棋子，颜色么，早褪得差不多了。上头的话讲得漂亮，“墩墩苗”“接地气”，可他心里明镜似的——那年因着一桩说不清道不明的旧案，他从炙手可热的研究室被“发配”到这风沙口，可不就是成了那“红色弃子”？这词儿，还是他后来在网上乱逛，瞧见一些专门写“红色弃子做官的小说”里看来的，当时心里就一咯噔，像被人隔着网线戳中了肺管子。

那些小说啊，写得是跌宕起伏，主角多半是忍辱负重，接着便遇着贵人，一路霹雳手段，最终位极人臣。李怀安叼着廉价的卷烟，蹲在田埂上，看着远处灰黄的天，心里头呸了一口：净扯臊！哪有甚贵人？只有没完没了的旱风，和乡亲们看他时那层客气又疏远的膜。他这“官”，当得憋屈，管的是鸡毛蒜皮，协调的是张家的牛啃了李家的苗，离他熟悉的图纸数据，十万八千里远。

转机来得不像小说。是连着第二年大旱，村里那口老井见了底，上了年纪的村长吧嗒着早烟，眼角皱纹堆出的愁苦能拧出水。李怀安没拍胸脯保证啥，他只是翻出了自己落满灰的专业书，连着几晚，油灯熏得他眼睛发红。他不再想着啥“弃子”不“弃子”了，就琢磨着，地下该有条水脉。他领着村里几个后生，用土办法测，数据算了又算，位置定了又挪，挪了又定。那段时间，他满身泥泞，嘴皮干裂出血口子，方言也学得半生不熟，跟老乡比划着“这儿，往下打，准成！”

井出水那天，轰隆隆的声响像是砸在每个人心坎上。清冽的水喷涌而出，溅了他一脸，混合着汗和土。周遭的欢呼声他听着有点远，只看见老村长用粗糙得像树皮的手，捧起水，喝了一口，然后看着他，那双浑浊的老眼亮得惊人，没说话，只是重重拍了拍他肩膀。那力度，差点把他拍个趔趄，可心里头那块堵了多年的石头，好像“咔哒”一声，松动了。

后来啊，事儿一桩接着一桩。水有了，他琢磨着怎么存住水，带着人修修补补那些年久失修的水渠；光有粮不行，得换钱，他又折腾起适合沙地种的枣树苗，跑断了腿去寻销路。他不再是乡亲们口中那个“上面来的、看看就走”的李干部，成了“怀安”“安子”。他黑瘦得像个老农，一口方言也能掰扯得八九不离十，开会时急了，还会蹦出几句当地土骂，骂那不长眼的天气，骂那拖沓的手续。

又过了些年，县里来了新领导，调研时听闻他的事，特意找来。那位领导看着他屋里一摞摞手绘的改良图纸、田间记录，还有群众提起他时那份亲昵的念叨，感慨良多。一次私下交谈，领导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怀安，你这经历，搁某些‘红色弃子做官的小说’里，怕是早该平步青云了。不过，现实里，你这‘官’做得扎实，心里那本账，比啥都清楚。”

李怀安听了，只是憨厚地笑了笑，递给领导一支本地产的廉价烟。这回，他对自己那段经历有了不一样的琢磨。那些流行的“红色弃子做官的小说”，固然提供了某种精神慰藉和逆袭的幻想模板，但真正的破局，或许恰恰在于忘掉自己是不是“弃子”。不是等待救赎，而是把自己当成一颗种子，不管原先是什么颜色，落到哪里，就在哪里生根，吸收那方水土的养分，也真正为那方水土遮点风、挡点雨。官位高低，反而成了最不要紧的事。

再后来，李怀安被调任，肩负更重的责任。离开那天，送行的人群挤满了村口，车窗上被塞满了红枣、鸡蛋。车子开动，他看着后视镜里渐渐模糊的村落和人群，眼睛有些发潮。他想，自己大概永远也成不了那些传奇小说里光芒万丈的主角，但他确确实实，走通了一条属于自己的、从红门外蔓延进来的青云路。这条路，尘土满面，却每一步都踩得实实在在。而那些关于“红色弃子做官的小说”赋予这个标签的种种想象与期待，最终被他用布满老茧的双手，改写成了另一番更坚韧、更温热的模样。这模样，不在书里，在乡亲们的日子里头，在他再无悔憾的心头。